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也将逐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开局之年，很多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也提出了针对医疗健康行业的提议和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孝感市社会福利和医疗康复中心主任谢志斌提议：推广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机构，在医院里建养老院；同时，把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纳入医疗保险的保障范畴，缓解老年患者的养老压力；并能推广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和商业医疗保险。
谢志斌认为，现在有些老年患者达到了出院标准却拒绝出院，因为医院里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还能够享受到医保报销，远远强过在养老院和社区里的医院，这样就导致了养老院资源闲置，而医疗卫生资源浪费或者过度消耗。
其次，没有综合性医院支撑，老人就医的链条式管理就很难实现，可能会存在着对接困难的问题，患者从医院出来以后，还要自己去寻找康养机构。
再者，医院内的养老机构在进行医疗操作时也会更加专业，能为患有疾病的老人提供更到位的医疗照顾。
所以，谢志斌表示，与其这样导致医疗卫生资源浪费，那还不如彻彻底底地进行医养结合，让老人不再为养老和看病的问题而头痛。
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地发展下，冗长且耗时的就医流程正在慢慢地被数字信息手段所取代，数字化医疗也成为“大势所趋”。
长期关注医疗领域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卢林在调研中发现，尽管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出台了“互联网+医疗健康”相关的支持政策，但数字医疗发展仍然缺乏高位引领，创新中心集聚度不高，数据资源、技术资源和产业链资源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尚未建立，人才瓶颈等较为显著。除此之外，数字医疗行业还面临概念不清晰、盈利能力比较差、人才结构失衡、科研转化衔接不畅等深层次问题。
为此，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卢林根据调研结果形成建议《发挥我国数字化的经济优势，促进数字医疗行业健康发展》。卢林建议，制定我国数字信息技术与生物医药、医疗器械产业融合的数字医疗产业专项规划。实施容缺、容错、容新的监督管理模式，以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和融资租赁等方式，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
“可对标发达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创新的发展趋势，按照产业园规划，围绕健康产业全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卢林认为，产业园规划的过程中，可以聚焦构建医疗机构、创新企业、科研院所多方参与的产业生态，构建头部企业引领的产业梯队。
卢林还建议，建立多学科融合的数字医疗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具体而言，就是整合政府、院校以及行业资源，鼓励高校增设基础医学和信息技术相融合的专业课程，探索高校联合培养模式，建设数字医疗学科，培养专门产业人才，以数字链推动人才链优化升级，以数字化融合提高人才资源配臵效率，打造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才治理体系。同时，还要做好各级干部数字化知识和技能培训工作，加快培育懂部门业务、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数字化改革人才。
随着“老龄化”快速演进、慢病“年轻化”以及医疗技术进步提高带病生存年限，中国带病体人群规模将持续增长。
“在中国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基本医疗保险作为居民就医的基本保障，参保人群最多，覆盖带病群体，但基本医疗保险定位为保基本，待遇水平不足以抵御带病体人群长期高额的医疗费用支出。”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直言，加上传统商业保险长期将带病体人群拒之门外，带病体人群的医疗保障缺口巨大。
虽然在政策指导下，市场各方积极推动带病体保险产品创新，但朱同玉强调，市面上的百万医疗险、惠民保在带病体人群保障上尽管有所突破，但大多有限制条件，导致出险后难以续保、可保不可赔、赔付比例打折的情况，保障人群和水平依然不足。
针对这一问题，朱同玉表示，一方面，要支持惠民保多层次保障升级，在基础款之上，针对不一样既往症人群开发高值、高保障的升级款产品，满足参保人群多层次的保障需求；另一方面，也要探索开发针对带病体人群的专属普惠险产品。
“肺癌、结直肠癌、胃癌、肝癌、乳腺癌等都是中国发病率较高的癌症病种。”他强调，“我们要聚焦这些病种，设计更具专病化的保障产品，以防癌症复发、重疾并发症为保障内容突破口。在保费设计上，预留一定风险空间，保证产品的可赔付可持续；在风控方面，根据项目的控费水平和风险承担能力，在免赔额和报销范围等方面设置差异化的方案。”
保险企业投资医疗相关子公司需要按照《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非保险子公司来管理。《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保险集团公司与其非金融类子公司之间的股权控制层级原则上不允许超出四级。但是很多情况下，保险集团公司下属投资办医公司已是二级或三级公司，而拟投资的医疗集团已经有两级或三级架构，导致保险公司投资办医后股权控制层级超过规定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太平洋医疗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建议，考虑到保险公司投资办医的社会效益，建议银保监会针对保险企业兴办的医疗机构，原则上可以突破《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非保险子公司与保险集团的股权控制层级不允许超出四级的限制。
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长周期的特点。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通常需花费超10年时间、逾10亿美元。持续的资产金额的投入是生物医药创新研发推进的关键要素。当下，生物医药行业似乎进入了资本寒冬，怎么样才能解决生物制药企业未来的发展所需资金问题、助力生物医药行业高水平发展成为今年表关注的焦点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表示，科创板自设立以来，着重关注硬科技实力，统筹考虑并兼具包容性、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等因素，逐渐吸引聚集了一大批创新研发能力强的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尤其是对与研发投入较大的创新药研发生产企业给予了较大资本支持，长期资金市场助力医药产业高水平发展的生动局面逐渐展开，为支持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无论是整体实力还是研发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安康认为，“虽然资本市场已经给生物制药类企业上市打开了门，但是支持力度还需继续加大。”
安康提交了《支持本土创新药生物制药企业优先上市融资的建议》。其建议，应加大对本土创新企业的直接融资力度。“建议深交所和上交所加大对创新企业特别是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的创新企业上市IPO(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及再融资的支持力度，实行即报即审即发行，在上市门槛方面适当放宽，给予更多的资本政策支持。”
此外，安康还建议，建立国家资金主导的生物医药专项基金，在重大项目、科学技术创新项目上提供专门融资支持；加强银企合作，完善公司信用评估体系。“政府及科技服务机构应促进生物制药企业与银行开展合作，发挥政府及科技服务机构的桥梁作用，构建对公司信用评估的完整体系，并不断对信用评估体系进行更新与完善，减少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公司融资效率。”
建议建立并实施结核病免费医疗的多渠道综合保障体系，将国家技术规范推荐使用的所有抗结核药品均纳入基本医保甲类报销目录，提高报销比例；拓展医疗救助对象的范围，将低收入家庭肺结核患者、因病返贫致贫肺结核患者纳入其间；建立肺结核特别是耐药肺结核的医药费豁免制度。
建议将低剂量螺旋CT的肺癌筛查纳入国家的筛查计划，检查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这将极大提高高危人群筛查参与度，推动肺癌防治关口前移，解决肺癌早诊早治“最后1公里”的核心问题。
建议严格执行“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制度，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小病在基层医院解决，大病由基层医院转到大医院。建议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免费医疗，减少就诊手续，拿药、治疗都不用交费，由医保基金预先支付。
接种预防性HPV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建议应将HPV疫苗纳入适龄女孩接种计划，适当提前宫颈癌疫苗接种年龄，常规接种从11岁至12岁开始，最早可提前至9岁接种；尽快提高产能和供应，解决宫颈癌疫苗短缺问题。
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根本原因，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也将逐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